知古以鑒今，理解過去的中國應是理解現今中國的捷徑，在這方面個人頗推崇黃仁宇的著作。
開場白
－ 尼：目前還看不太懂，整本書做完筆記後再回頭來摘這一部分
孔孟
－ 尼：明白點出雖並列至聖亞聖，但實際上有很多的差異。其他部分不知道要摘什麼，這篇也跳過。
秦始皇
－ 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與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兩百多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並且此後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後，同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家（如波蘭或保加利亞）作主，以幾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等國的聯軍，併吞他們的領土，斷絕他們各國皇室的繼承，並且將各國文字劃一為一種共同的書寫系統？（以上描述秦統一天下的過程）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後的拿破崙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性的問題。
－ 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代群眾性質的運動。我們應該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 尼：黃分析，由於黃河含沙量高，又隨著周朝進入春秋戰國，人口增多，農業技術進步，在春秋時代個小國已在黃河附近築堤以利農業。但這樣的各自築堤卻時常會危害到鄰國的安全，也時常因此引發戰爭，故黃推論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
－ 尼：黃也分析，季候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原因在於早年的中原（現在的華北地區）百分之八十的雨量出現在夏季三個月，但由於每年降雨量的多寡和降雨的區域並不平均，這樣就會造成很多局部性小區域的旱災或水災，這時候就需要鄰近的國家接濟，又並非所有時候鄰國都願意接濟，此時就有可能發生戰爭。各諸侯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饑荒所迫而活躍從事。結果就是大國控制資源越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併。全面競爭以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SO黃的結論就是撇開秦始皇的褒貶不論，中國在公元前統一，而且之後都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李克
－ 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
－ 我們今日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觀測，周禮確在很多地方表現當時行政的精隨。其實際作者是誰無關宏旨。其癥結是中國的中央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之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裡想的數學公式，向下壟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
（尼：親身待在中國的體驗，就會覺得即便到現在，中國還是按照如此的規則在運作）
－ 從李克的計算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當日天災頻仁，食糧價格極不穩定（尼：根據黃的例子，米在便宜和貴的時候價格相差四倍半！），因之政府的方針總在平準，也就是要做到＂民毋傷而農益勸＂。然則糧食生產，倒底重要，所以種田的為本業，其他都為末業。重統的重農政策以及低水準平等思想，由來如此。
－ 從以上情形看來，中國立國最初即與西方迥異，其重點是技術上的著眼不同。先秦從封建倒郡縣，政治家依賴人類的智力，造成龐大的組織，是以美國漢學家ＸＸＸ即堅稱中國在公元之前，即擁有二十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可是郡縣制也開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徵兵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是超時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難放棄間架性的設計，以至於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商業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管理。今日我們重讀李克＂盡地方之教＂的一段，也只能說他的世界寬，不能說他的眼光深。其以簡單的數字，壟罩著大量農民組織，以現代眼光批判，雖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組織。
（尼：＂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這段文字很關鍵，在台灣島上土生土長的我們，習慣於政令必達，島事＝國事。但在中國卻不是這麼一回事，＂黨中央＂的命令若是太明確，到各省（或特別行政區）時就會因地和歷史人文背景而有適用上的困難，SO後來就變成高層的指示或命令只能是空泛的觀念和＂指導＂，對台灣人來講看了就覺得烏煞煞，覺得都在玩文字遊戲，殊不知這是管理一個地方制度沒有統一的大國的必然。）
司馬遷和班固
－ 漢武帝用董仲書之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書自己的著作，還參和著陰陽五行的成分涉及災異。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我們在這裡要特別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並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策賢良，都根據這宗旨著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司馬遷和董仲舒是同一時期的人物，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後漢的皇帝也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這種政權領導下的環境裡著書，就難脫離國家所訂標準下的束縛。
（尼：還記得讀書的時後，歷史課本只教我們說史記是通史，漢書是斷代，怎麼都沒人跟我們提到這麼重要背景上的差異？不知到是教育部深刻的了解中學生沒有理解如此背景的智商，還是就是為了把我們教傻？另外由以上文字觀之，尊儒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帝國的管理，是最符合當時政治環境背景的思想，但對現在的人最適用嗎？）
－ 漢書中卷二十＂古今人表＂列了一千九百三十一人，包括女蝸（女字邊才對，尼莫找不到這個字）氏有巢氏，論語中的孔門子弟等，班固照顯善昭惡的按上上至下下區分為三等九則，黃認為這是十足表現班固的正統思想之處。黃認為從他個人眼光看來，除非班固從小讀書開始，就先培養了一段＂常經＂和＂異道＂的觀念，決難如此只憑古書裡一句一段的敘述即能將這麼多的人物列表區分其品格，有如衡量其材之長短。因此我們可以推想世俗觀念中儒家的拘泥，並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門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還是後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維持文官集團的緊湊。總算還是中國讀書人的運氣好，得有太史公司馬遷在班固之前寫作，否則沒有史記，逕由漢書開二十三史之端，中國史學的傳統，必更趨向文以載道的方針，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實性和生動活潑了。